国企改革循证（十二）本人是一个以个人名义进行管理咨询工作的管理顾问、管理讲师，从事此行业已有20多年。自2008年本人进入了某家大型国有企业，至今已经工作了五年。在这五年中，刚好历经了该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在这五年中，笔者深入的学习了德鲁克“管理的实践”、菲佛和萨顿的“管理循证学”、明兹伯格的“第三代教育管理思想”等，笔者坚持在基层工作，撰写了近三十万字的管理札记：《国企改制的根本阻力》、《国企亏损之分析原因篇》、《国企亏损之解决方案篇》这次两会闭幕之际，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实现中国梦想：国民收入“翻两番”。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笔者长夜难眠，我仔细的回顾了，笔者在该国企所经历五年多的改制经历和感悟（三十万字的管理札记），十分希望将其贡献出来做为国企改制的参考。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有望上半年出台释放重要信号(附股)》，看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记者在文章中收集了很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发言，笔者认为非常值得公开的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才能更好的深入国家改革。我的理念是：“优质的改革方案是实践出来的，而绝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为了能让大家容易看懂，我特意将记者们在文章中的应用文字，用黑笔写出，而本人的评论和观点用红笔标出。让读者一目了然。我已将这些内容编写成PPT课件，起名为《国企改革循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课程培训体系，希望有兴趣的同仁们与我联系，共同探讨改革大计。访谈
编者按：从深陷计划经济僵化泥潭，到几乎遭遇全面亏损；从三年攻坚脱困，再到深化改革做大做强，35年来，国有企业一直行进在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上。如今，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国企改革有何成就，又存在哪些问题？《国企》杂志邀请两位著名学者回顾过往的改革历程，反思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并为未来改革方向提供参考。如何看待国有企业改革史，对于我们新一轮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完全是一个世界观和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按照发改委或者是本文章所列的改革观，新一轮的改革必将走向失败。这就好比是我们党的王明错误路线一样；王明一伙人从来不参与农村武装革命的实践，坚持走国际上攻打大城市的方针和路线。到头来失败的还是中央的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但是红军却让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毁掉了一多半。当今的国企改革，面临着同样是这个问题，中央政府三十年来，一直没有积累和践行国企改革的任何实践，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着什么“顶层设计”，这必将导致新一轮的国企改革走向更大的失败。可怕的是这个时期“国企改革”的“毛泽东”并不在党中央中，也不存在与十八大的两会代表中，因为他们的观念和思想正在国企的角落里，受到“排挤”和“打压”。更可怕的是当今政治局中没有当年“慧眼识英雄的周恩来”——自觉的将自己投身于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去，发现“毛泽东”的存在价值。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一个国企改革的“毛泽东”——国企改革的实践者。
从国企改革进程看未来路线抉择
专家学者反思国企改革道路中的经验与教训
采访｜本刊记者徐黎王平
采访嘉宾｜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瑞
《国企》：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
谢鲁江：第一阶段的成就，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二是给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为接下来的改革做了铺垫。
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恰恰成为推进改革深化的动力。比如说一个问题是，提出承包制后，很多企业开始忽视对于国有资产的保护，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企业就拼资产、拼设备，只重视眼前利益，不重视企业后续发展。结果就是导致了国有资产管理者缺位的问题，即当国有企业发展的时候，谁来保护国有资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出现了国民经济的超分配。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留利了之后，把利润更多地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人们收入增长过快造成了社会消费基金的膨胀，但在我们生产力并没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社会有效物资供给跟不上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搞活，根本的权力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生产要素、劳动力市场、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都没有有效的市场流动，因而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是生存都变得难以为继。为此，国有企业第二阶段的改革展开。从谢鲁江的谈话中，我们已经充分的看清了中央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危害。在这里笔者首先要质问谢鲁江先生：第一阶段调动了国有企业的哪些积极性？是调动了那些“承包者”的积极性？还是广大国有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从谢鲁江先生的讲话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谢先生不仅是一个官僚，而且还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经济学理论家。其发言简直是一点都“不靠谱”。在他的讲话中，笔者看出了当年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理论家的嘴脸。让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位中央党校教授的讲话，有多么的愚蠢和“不靠谱”，以及多么的脱离实际吧。谢鲁江在上一小段中，主要描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拼资产、拼设备的短期行为问题”。按照谢鲁江先生的话说；就是在第一阶段，我们被改革的国有企业大都是在拚设备、拚拼老本。从而没有关注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你让大家伙说，这个观点靠一丁点普吗？简直就是在“蒙傻子”嘛。依照本人一线实践的观点来看，“拚设备、拚资源”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经营品质，只有在民营企业中才会出现这种情景，再就是“大跃进”时代才会出现的现象，我并没有在谢鲁江先生所说的“第一个国企改革阶段中，看到了一丝一毫的“拼设备、拚资源”的任何迹象。正相反，我看到的是很多承包人借国企改革为名，大肆掠夺国家财产，中饱私囊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是谢鲁江先生根本就不知道？还是在这里装聋卖傻、别有用心呢？至于谢鲁江先生所说的国有资产保护问题，笔者可能和国资委的“保护观”不一样，笔者反对国资委守旧的国有资产保护观念，而是提出“流动增值”的积极性的保护观念；设备资源静止的堆放在厂房或仓库中，永远起不到“保护”的作用。而将其转化成“酒囊饭袋”也同样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唯有“运营”才是他的唯一出路。而这个“运营”失去了监管才是最可怕、最灾难事情。谢鲁江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更为可笑之极了。谢认为：国企改革第一阶段的第二个问题是“国民经济的超分配”问题。按照谢鲁江的说法；当今社会消费基金膨胀，完全是国企改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真是“打媳妇、哭侄子，哪跟哪都不挨着”。笔者可以给谢鲁江先生一个可靠的数据：“对GDP的贡献率却不到GDP总额的1/3国有企业，承担的职工就业人数也只有全国职工就业总数的8%;”。我们姑且不说，到底超分配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有多少，单从以上的数据就完全可以判断出谢鲁江的说话，其水分和无知、幼稚有多么的严重。
第二个阶段最大的成绩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模式推行的股份制公司制的改制。国有经济改制对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国有企业改制形成倒逼机制促进了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改制就要求政府职能也随之转变，围绕着政企分开，国务院管理机构和部委设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开始强调从直接抓微观主体转向宏观调控为主。总体上来说，国有企业改革在自身制度上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对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段微观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宏观上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的基本框架。在谢鲁江先生的上一小段讲话中，笔者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首先政府对一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这不假。但是，它完全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他的股东完全是拼凑起来花架子，根本就不是市场意义上的股东，其国有企业的“劣根基因”丝毫没有改变，甚至于更加的扩散和根深蒂固，因为他们的股东都是出自于一个“娘胎里”——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他们的经营理念、思维方式、意识形态都会“如出一辙”。这种“假股份制”就给未来下一阶段的国企改革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和无限的后遗症。使得接下来，改制后国有企业的监管工作举步维艰。其次，用谢鲁江先生的话讲政府启用了“倒逼机制”，而并非是市场机制的运营，这种“拉郎配”式的所谓“联姻”机制，就更加加速了各改制企业的“造假”进程，并提高了“造假”水平。瞬时间，国有企业集团成立了成百上千的“自己给自己投资”的假投资公司，形成了一道中国特有的“亮丽风景线”。这种表面上看似政企分离，实质上是一团乱麻，而投资公司却圈养着一堆“蛀虫”和“腐败分子”，以及那些当权者的“小三”或“二奶”。难道笔者所说的不是事实吗？难道这种现象就是像谢鲁江先生所说的：“从直接抓微观主体转向宏观调控为主”吗？再其次，如果按照谢鲁江先生所说的这就是政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基本框架的化，我们可以查一查统计数据，有多少国有改制企业在改制后，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杀出重围，打下了一份“新天地”呢？我们为什么不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框架”的真正绩效呢？如果真有绩效，我们又为什么还要进行今天的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呢？
这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绩突出表现为所有制的改革、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和所有制关系的大幅度调整。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经济制度；第二，积极探索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第三，重新对国有经济的战略定位、结构进行了认1识和调整，即强调国有经济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做，而是要起到对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及国民经济的命脉的绝对控制作用；第四，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地位，初步建立起了国有资产经营、监督、管理的管理体制。看完谢鲁江先生所讲的以上国企改革的四点成绩，笔者简直是哭笑不得。全都是“废话”和“套话”，以及“官话”。我们就从第三点开始谈起，试问谢鲁江先生，探索了那么多公有制的形式，其实质上只有一点：那就是公有制的出资人一直是个“虚拟”的第三人称，其在企业中的代言人起不到任何作用，倒是这种代言人往往就是腐败毒瘤的源头。他们利用代言人的身份作掩护，干着“鸡鸣狗盗”的营生，他们就是国有企业中最大的隐患。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点；什么叫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地位？试问谢鲁江，企业中管理者的地位是实践工作中干出来的，不是你国家某个组织或个人凭空给“封”的。这么长时间以来，国有企业出资人如何进行市场化的运营？如何向股东负责，进行有效的监管？又如何向职工和管理者们负责，使他们和企业一同成长？又如何担当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别说那么“含糊其辞”到底是哪个改制的国有企业“初步建立起了国有资产经营、监督、管理的管理体制。”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这是谢鲁江先生就完全傻了眼，他根本就是在说官话，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理论家”，他根本就不配讨论这个话题。而那些记者还假惺惺的在那里搞什么采访，简直是拿老百姓当傻子哄。
《国企》：这些年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存在着哪些亟待改善的隐患？
谢鲁江：尽管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国有企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所以，邵宁主任也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这个干净指的不仅是账面干净、形式完整，而且指的是企业整个经营行为。制度的根本目的和功能是规范行为，让企业的行为能够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获得成功，取得成就。因此，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细化最主要的还是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管理和运营企业，而不是让这些要求流于法律条文、流于组织形式。从谢鲁江的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本人非实践的思维方式；请谢鲁江注意“制度”绝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还是需要实践者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多年的管理实践告诉了我们，想谢鲁江这些人坐在办公室里所“杜撰”出来的所谓“制度”只能是阻碍国企发展的绊脚石，是束缚改革者手脚的“镣铐”。每年中央都会派“铁帽子”到各地区进行巡视，其根本作用就是检查“制度”的执行情况（每次还要多加上几条，不管这些条款是否符合生产经营实际），他们只会给企业上上一些无形的枷锁，他们根本不会关心企业的绩效如何增长，这也就是国有企业连年亏损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是流动的，而资源流动来源于资产流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都体现在资产的优化配置上。因而可以说，现在国有资产在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配置状况没有达到我们预期，国有资产并没有成为市场要素流动起来，也没有有效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关于国有企业资源和资产的流动问题，谢鲁江先生只是论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分析到问题的实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国有企业的发展目标，本身就没有把绩效放在首位，没有利益最大化的概念和动力，于是乎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企业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集团中的官员们也同样用这种理念——“肥水不流外人田”，管理着企业的运营，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就饿救治就形成了“肥水”全部流向了集团高管们的口袋之中了。这和中央政府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改变这种现象，首先要从中央政府高层的思想意识改起。
《国企》：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是否有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鲁江：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最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问题。虽然我们从法律层面上大体建立了一个制度框架，但实际效果与改革初期我们对其期望并不吻合，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求也有差距。二是国有企业如何做强做优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好国有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因为现在能代表国家经济实力的还是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遭受到严重打击而影响发展了，中国的国力也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虽然现阶段民营企业在我国发展的很快，但更多的是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民营企业要在一些重要行业重点领域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仍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就不仅是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体行为，更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在做大做强做优。笔者在这里有与谢鲁江先生完全嫌犯的观点；谢鲁江认为：“因为现在能代表国家经济实力的还是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遭受到严重打击而影响发展了，中国的国力也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中央政府多年治理国有企业不利所造成的，不是你谢鲁江才发现的问题，目前的问题是代表国家经济实力的国企，由于存在很多（长期无法治理）的“劣根基因”，所以导致了国有企业这个特殊群体连年的经济绩效下滑，难道我们一定要一个经济连年下滑的群体，来支撑我们的国民经济吗？我不知道谢鲁江先生这里所说的“国有企业遭受到严重打击”所指的是什么？难道是在说我们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吗？这就充分的暴露了谢鲁江等人的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三十年来，每当我们人民群众要下决心对国有企业进行“大手术”改革时，总有那么一些人，会以种种面貌出现，对改革者横挑鼻子竖挑眼，像谢鲁江这种论调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再告诉谢鲁江等所谓的经济专家一个经济常识：在西方国家世界里，支撑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完全是民营私有企业。我们完全是一个另类的国情，请不要再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忽悠我们老百姓了，当今的社会环境，已经远远不同于邓小平时期的那个最初改革开放的年代，非要我们的邓大人发表一个“不要讨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的指令，才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该醒醒了，请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把心思全都用到企业治理改革上，比什么都强，改制好以后的企业不论它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可以成为我们国民经济的支柱。这件事情根本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企业要改革，民族要发展。还是邓大人那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不论他是国企还是民企。